谋略是计谋策略,在管理领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道德经》包含有丰富的管理谋略思想,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且“甚易知,甚易行”(《道德经·七十章》)。梳理老子管理智慧,古为今用,为当今管理者提供思想武器。
一、弱柔处下、以弱胜强的经营谋略
老子是从世间万物强弱转化中看到了“守柔”、“处下”的必要性。“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即少施政令不扰民是合乎自然的,天地的狂暴尚不能长久,何况人呢?“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凡“生”者必是“弱”的,而以“强”自居者,“死”期已将至。正是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五十五章》)以及“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的结论。
《道德经》处弱守柔的“弱用论”包含着弱和强转化的辩证思维,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后动制敌作为目的的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以弱胜强术。以弱胜强是要具备条件和基础的,对于弱者来说,“以正治国”,打造自身的实力,方是以弱胜强的基础;内而同仇敌忾,外而得道多助便是“哀者胜”的基本条件;“以奇用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有效手段。
所谓“哀者”有着双重含义:即哀痛和哀怜。哀痛是指弱势一方对强敌侵凌一致悲愤,也就是同仇敌汽;哀怜是指处弱一方得到内外广泛的同情,也就是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为了创造这些条件,老子主张:对内要教育群众,“以正治国”,从而树立起取胜的坚强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把前方、后方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都动员整合起来。对外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和外交联络工作,多方争取支持与援助,分化瓦解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哀者胜”由可能的条件变为现实的条件。
老子用战争作例分析以弱胜强的基础。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首先要做好内治工作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诸如将帅及各级军事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战士的征集、编组、训练,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善等。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事先做得越充分,战斗的实力就越强大。这些“以正治国”的工作,必须做得非常周密,切实,一丝不苟,马虎不得,“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六十四章》)。“慎终如始”,才能避免全部工作“于几成而败之”。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强大才是求胜的前提,才有取胜的把握。但是老子确思辨认为柔能胜刚,要善于示弱,万事不要强出头,逞强是不能持久的,不为天下先,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防止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道德经·三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道德经·七十六章》)。老子这些对立统一的规律,运用到管理上,无疑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果,正是“我无事而民自富”的最佳管理谋略。“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理墒;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道德经·二十七章》)说明人只要善于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政,符合于自然,不必花费太大的气力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并且无可挑剔。
老子把水的特性化为智慧,用在管理方面,“上善若水。水能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意即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能够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总是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低洼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地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道德经·四十三章》)。即柔弱东西能进入到坚硬的东西中去,由此我们能知道无为是有益的。老子是把水的“利万物”和“补不足”的强的适应性或响应能力看作是“上善”。守柔的目标正是要追求这种“上善”,这也正是守柔的意义所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由此不难看出,老子所倡导的守柔,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适应民众需要,追求民众幸福为最终目标。[1]老子的根本关怀是人,他对“利万物”和“补不足”是从“利民”和“补民之不足”的意义上理解的。
二、无为而无不的管理制胜谋略
老子管理思想的总纲是“无为而治”。强调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不人为地强制和干涉。“无为”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其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力。“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推之于政治管理,那就是“无为而治”。“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道德经·三十二章》)。“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五十八章》)。老子提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并告诫当政者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二章》),做到“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要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三十四章》)。老子认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在管理工作取得成效时不居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不而治”的管理目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虚静”是“无为”的本质特征,“无为”要求管理者虚怀若谷,寂静致思,“虚静无为”,实质是深思熟虑,百虑而一途,达到成功目标,“无为而无不为”。使其免受轻浮、冲动的蒙蔽,“静为躁君”(《道德经·二十六章》)。老子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慧智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顺应人的本性,人民诚实质朴,没有虚伪。治天下者机智巧一诈,被治理者反而因之作奸作伪。因此,在管理中不人为破坏自然规则,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实施有效管理。
“圣人为腹不为目”(《道德经·十二章》),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乐。要满足被管理者的合理需要,这样做才能够激发被管理者的热情。但是如果被管理者相互为利益争斗,不仅会影响个人利益,而且有损于整个团体。
天地“无为”而又“无所不为”,对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哪些事“当为”,哪些“当不为”,这要有一个较深刻的把握,要坚定。所谓“无为”,说到底是要使管理行为归于正道。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从容不迫,沉着稳健,脚踏实地地从事那些利益在社会、利益在公众的正当的事业。也就是说,“当为”和“不当为”的依据,应当是社会和公众利益。凡是对社会公众利益有损害的,即使自己做得到,也是不可为、不当为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经常地、自觉地坚持为“无为”,做“无为”的事,做合于正道、合于社会利益的事,不断地检查自身行为中“有为”的苗头和成分,使之回归“无为”。同时要采取“无为”的态度去“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2]。“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有所作为”。
三、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的用人谋略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六十九章》)。用人要用其所长,这样就没有被遗弃的人了,用物要用其特点,这样世间就没有不可用的东西了。这可供我们搞好管理组织、择人用人。事实上《道德经》的管理价值已被国内外很多人所认识,美国人艾博契特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道德经》的一句话“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并议论说: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3]。
老子所理想的领导者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的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必要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这里阐发的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学家约瑟夫?梅西(JosephMassie)对管理的解释:“管理就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有着惊人的相似[4]。
非常强调统治者、领导者自身的倡率作用,这和儒家的风行草偃论是一致的。但是,儒家所讲的倡率是以德率民,即以领导者自身的良好道德修养影响被领导者以化民从善。这在老子看来是导民有为,而老子重视领导者的倡率作用却是要导民无为。
“知人者智”(《道德经·三十三章》),“善用人者为之下”(《道德经·六十八章》)。老子明确了知人是用人的基础,认识到知人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善于用人的领导是谦下的,一个谦虚不傲的领导会赢得人心,许多人会自愿团结在他周围,主动出谋划策。因才而用、人尽其才的关键是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老子深谙此理。在人员激励的问题上,老子主张万事要顺应自然本性,反对苛刑暴政。老子说;“夫代大匠祈者,希有不伤其手矣”(《道德经·七十四章》)。意思是说天地之间有杀生者来杀戮万物,谁要代替杀生者主持杀戮,就好像不会手艺的人代替木匠砍祈木头,必定会砍伤自己的手。在管理上,管理者了解管理对象的心理与把握自己的心理一样,非常重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道德经·七十一章》)。意思是能知道自己无所知,这是最聪明的了;不知,而又自以为知,这是缺点。管理者若能审视自己,坚定自己,克制自己,关心员工利益,就会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使企业或组织充满生命力,立于不败之地。注重提高领导者品质,慈、俭、退让是道家三宝,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老子管理思想出发点是秉持“三宝”,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六十章》)。既然是“宝”,那就有普遍的适用性,不仅势弱的一方不应争上,抢先;即使是力量较强的、占优势的一方,也能从“居后”“处下”中得到更大好处。
除了注重知人善用之道,老子也注意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避免管理者主观干扰。组织结构建立后,应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观、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所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如果制度朝令夕改,下属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制度稳定,下属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这于当今所讲的“过程没有结果重要”的绩效管理理念完全吻合。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道德经·六十章》)。这是一个关于“治理”的思想,精华在于这句话包含的思想方法和道理。要像烹小鱼一样,以“无为”的方式来治理。谁掌握了这个道理并加以运用,谁就“以道莅天下”。从其内涵分析,其启示起码有四条:(1)管理者的重要性。“国”是通过“圣人”去治的,若管理者能以“道临天下”,则“德可交归”,反之国将不国;(2)治国要用“道”,以“烹小鲜”那样的思想来治,清静致虚,弱柔处下;(3)管理者治国要宽容,实行软管理,而不是苛政管理,是顺乎自然的,而不是强规律而行;(4)就管理者的修养来说要反朴纯真,“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二十二章》),遵循纯朴的原则作为处理天下事的范式。以烹小鱼的方式治大国,像这样“以道莅天下”,连鬼神都起不了作用了,连鬼神都不会“伤民”了。不仅鬼怪不“伤民”,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管理者)也不“伤民”。鬼神和圣人都“不伤民”,“故德交归焉”。人民就可以享受到“德”的恩泽,天下也就治理了,国泰民安了。显然,“无为”是“道”的运用,运用的结果是“无不治”,这符合“道法自然”的无为规律。
四、以退为进、欲夺固予的竞争谋略
老子的“以奇用兵”最突出的特点是后动制敌,“以奇用兵”,出奇制胜。可以说,具备了坚实的管理基础,“以正治国”,夯实基础,锤炼内功,从细微之处做起,“合抱之木,生于毫米;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六十四章》),“慎终如始”,才可避免“于几成而败之”,这给当今管理者提供的逐鹿市场的思想武器,避其锋芒,然后寻求战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该采取措施,因时而动。
在竞争策略中一般以“攻”为主,而老子主张以“退”为策略来获得最后胜利。“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道德经·六十九章》)。这里“主”指先发进攻,“客’指后发应战或防御。防御也不是固守阵地同占优势之敌死打硬拼,而是可在强敌进攻下首先撤退,以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强敌决战。老子以“退尺”为喻,说明退却可以大踏步后退,以便远远甩开敌军。
当然退的目的是等待敌军实力减弱后转入反攻。来势越猛,动作越大,衰竭就越快.我保存和储存实力,而敌人疲敝、衰竭,这就逐渐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使反攻胜敌有了可能。中国古兵法书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的这种情况。等待敌军暴露出弱点,然后“动善时”,转入反攻。当敌军最初集中强大力量进攻肘,它的弱点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加以打击;但在敌进我退、敌久不得手而躁急求战的情况下,弱点就容易暴露出来。
老子不仅主张以后发和退却等待敌军暴露弱点,还主张使用各种谋略制造种种假象以诱骗敌人上误敌人,以促使敌人暴露弱点它把这种谋略称为“微明”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种:“微明”术的特点是:要削弱、空耗或打击敌人夺取敌人的阵地,就先对它示弱,或者故意让它得点便宜,引诱它做出错误判断,轻举妄动,加速暴露出弱点,然后出其不意给予致命打击。
“后其身而身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六十七章》)。其中主与客、进与退、先与后、不与成,均构成了争战中的辨证统一关系,且共同说明了后敌而动、后发制人,以把握主动、出奇制胜的思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若想以弱胜强,就必须正确把握矛盾的辨证关系,审时度势,“以奇用兵”。应用于经营管理,不失为一条颇有价值的谋略。
作者不详
重要声明:
本站大部分文章为柴宇球、查修彭、储昭学、叶建艳等原创作品,任何个人和或机构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转载或大段引用于商业用途,不得篡改作者姓名。如有商业用途的目的,请提前联系我们书面授权后方可操作!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方显格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