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既生瑜,何生亮”

凤雏庞统：言过其实。

司马懿：兵多将广的魏对蜀只能防守。

田丰：择主不明，虽有良谋，岂不知其主公的性格怎样？

能与之比美的只有——郭嘉：算无遗策

一、奔袁投曹：作为谋略家的郭嘉，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准确地判定、袁绍不过是徒有虚名，难当国家兴亡之重任，其失败的命运难以避免，因而就绝不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事业之“主”。郭嘉能果断地弃“强大”的袁绍于不顾，而选择势弱的曹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这充分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光和决断才干。

二、策清中原：曹操各个击败了袁术、张绣，消灭了吕布、眭固，改善了战略态势，逐步由弱转强，为全力对付袁绍创造了有利条件。郭嘉其间追随曹操，屡出妙计，充分发挥了他高级参谋的辅佐作用。

三、胜论袁曹：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认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其一为“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

其二为“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

其三为“治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竞，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

其四为“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历史上的袁绍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个不识贤愚、刚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却心胸狭窄，气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强，而月．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而曹操则通达贤明，有才必重用，这就在器度上胜过了袁绍。

其五为“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

其七为“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思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又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四、预断孙亡：：“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诛者尽为才使。这些人手下都有一些敢死忠诚之士；他们一定会替他们的主人报仇。孙策为人浮躁而不警惕，纵使兵士众多，也如同独行旷野。如果遇到埋伏的刺客起而偷袭，孙策就只能一个人抵抗。在我看来，这个人必死于匹夫之手。”史载“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说：“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表明他对于各个政治军事集团有着深刻了解，对其意图能洞察秋毫，对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也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杰出的谋略家，郭嘉虽然身在曹营忙于军务，但对孙策统治下的江东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多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却是成竹在胸。尤为难得的是，他能够对极为准确地分析、判断能掌握的材料，从而得出异于寻常的精确预见。

五、智破袁氏：断言东征刘备“急击之必败”，如果曹操东征，袁绍很可能先坐壁上观，不会立刻进兵（后来事实果是如此），这当然最好。如果万一袁绍出兵，也“来必不速”，这是由其“性迟而多疑”所决定的,在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郭嘉抓住良机恰到好处。时刻把握事物在错综复杂中的运行情况与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根据条件，不放过有利时机，这是谋士们不可缺少的智慧。时机往往只有一次，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人们常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诫人们要善于抓住事物变化的枢纽，把握重要关系的环节，善于随机应变。这需要有慧眼！在时机出现时发现它，捕捉住它，决不放过。官渡之战后，曹操让军队先休整了一段时日，然后利用意尚、袁谭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的机会，渡过黄河，北上征对。建安七年九月，曹军攻打屯兵黎阳的袁谭，谭无力抵抗，情急无奈，只好向袁尚告急求援。袁尚欲分兵助兄，又怕袁谭借兵不还；如果坐视不救，又怕黎阳有失与己不利，只好让审配守螂城，自己亲率大军救援黎阳。次年二月，两军大战于黎阳城下，结果，袁谭、袁尚、袁熙、高斡（袁绍外甥）全部大败，放弃黎阳，退保邺城。曹操占据了冀州的重要门户黎阳，为进一步消灭袁氏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屡战屡捷之下，曹军诸将皆欲继续追击，一举取下邺城。郭嘉在大家的兴头上，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停止攻击、撤军，南征刘表的方案。众人迷惑，想当年下邺打吕布时，就是采用了郭嘉的急攻战术，在敌方人马疲惫的情况下，围攻两月，终于擒杀吕布；现在二袁已露败相，只要围住邺城，奋力强攻，破城指日可待，为什么要撤军呢？而今调头南下，远征刘表，岂不是给了二袁以喘息的机会？

对此，郭嘉自有他的独到见解，他很有把握地解释说：“袁绍生前最喜爱这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用，一直没有定下来。有郭图、逢纪这些人作谋臣，肯定会兄弟内争不断，最终会相互分离，背自成仇。如果我们进攻太急，他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暂缓进攻，他们就会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所以，我们不如掉头向南，假装去荆州讨伐刘表，以观他们的变化。等到他们内部发生变乱后，我们再出兵击之，便能够一举平定河北了。”

郭嘉此计，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这是一个消灭二袁最有效也是事半而功倍的方案。因为，在当时形势下，乘胜进攻并消灭二袁，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也大概会取得成功。但是，“困兽犹斗”，“一人拼命，万夫莫当”。二袁占据的拥城，经过了袁绍的多年经营，自然不可能被轻易攻破，何况袁军还有相当的实力，如果被逼急了，自然会拼命顽抗。强攻硬拼，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是高明的战法。在当时，由于曹操大兵压境，对袁氏集团而言，内争已退居次要地位，怎样外抗强敌，便是头等大事和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袁、曹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冲淡或暂时压抑住了袁氏内部的矛盾。高明的智谋之士，常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取得胜利。如果敌方内部没有矛盾，也总是要想方设法给他制造矛盾。现在，袁氏内部矛盾重重，但却被压制住没有爆发。如果使之爆发？当然让其上升为主要矛盾即可。如何使之才能上升激化？那就要改变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暂时使曹、袁矛盾淡化。淡化的方法，便是曹操一方主动退出，停止进攻，从而改变形势，激化袁氏内部矛盾，巧妙地使之相互火并。郭嘉这一方案的归宿，就是要完成主要矛盾的转移，给二袁创造一个自相残杀的时机和环境。这样，曹军便能够改制敌，借故人之手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坐收渔人之利。这实在是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谋妙计。事态正如郭嘉所料。曹操攻占冀州后，郭嘉提出建议，要曹操召见当地的知名人士。任以为官，“以为省事掾属”。这一措施，极大地笼络了青、冀、幽、并等地名士的人心，有利于巩固曹操在北方的统治。这可以说是一个极有见地的深谋远虑。

六、远征乌桓：建安十年（205），袁尚、袁熙逃人乌桓，妄想借助乌桓的力量与曹操抗衡。：“主公虽然威震天下，但马桓依仗地处僻远，必然不作防备。乘他无备，突然出兵袭击，定可成功。况且袁绍生前有思于河北官民和乌桓，现在袁尚、袁熙兄弟还在那里，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看。如今青、冀、幽、并四州的老百姓，虽然已经归附了我们，可那只是迫于威力，而我们却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若我们放弃北伐而进行南征，袁尚就会依靠乌桓的支持和帮助，召集袁氏在各地的死党，伺机反攻。乌恒一动，河北的汉人继之而起，就会使蹋顿产生入侵的野心，难保其不会有非分之想。到那时，只恐怕青州、冀州就不是我们的了。至于荆州的刘表，那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自知自己的才能不如刘备，也难以控御住刘备。如重用刘备，他恐怕控制不住；如不重用刘备，刘备也绝对不肯真心实意为他出力。他们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因此，纵使我们虚国远征，刘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曹公对此大可不必担忧！”

郭嘉以远征乌桓的必要性、可能性、把握性的精妙分析，坚定了曹操的信心。特别是荆州刘表不会构成威胁的预断，更使曹操集团文武大员们放下心来。建安十二年二月，曹军开始北征。五月，大军到达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又提出了战胜乌桓的具体策略和战术。他觉察曹军行动迟缓，便马上对曹操说：“兵贵神速！如今我们跋涉千里袭击敌人，而部队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恐难以获利。再说敌人一旦得知消息，必然会作准备。不如留下辎重，轻骑兼程前进，乘其不备，突然袭击。”曹操听后，立即采纳。曹军轻装前进，选择乌桓放松戒备的小道，悄然越过卢龙塞（今河北青峰口），跨过白檀（今河北宽城），经平冈（个湖北平泉），穿鲜卑庭，直逼柳城（今辽宁朝阳南）。郭嘉在远征乌桓的战争中，始则力排众议，纵论天下大势，见解深刻而独到，分析透彻，令人折服，促使曹操作出远征的决定。出征之后，他又及时提出“兵贵神速”，“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的战术方案，使这次远征很快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末尾二袁被杀，《王国演义》归功于郭嘉，第三十三回写道：“时操在易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日：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日。‘待二袁首级至，即便回兵。’众昏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造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日：‘不出奉孝之料！”……众官问日。‘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逐出郭嘉书以示之。书略日：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放，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众皆踊跃称善、”小说并称其时郭嘉已亡，故留遗书给曹操，是为“郭嘉遗计定辽东”。当然，这是小说作者的设计，正史并未明言这是郭嘉的计策。不过，一则此遗书的计策与前述郭嘉定计让袁尚、袁谭互相攻杀如出一辙；二则后来曹操向汉献帝上表称：“……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凶逆克殓，勋实由熹。”因此，说这是郭嘉的遗计，也许也有可能。

总之，在此战中，郭嘉自始至终出奇谋立大功，为曹操在北方的一绝起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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