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时期，《孙子略解》是进入这一时期的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孙子注为后人注解和运用《孙子兵法》奠定了基石。

早在魏晋之前，就应已经有人注解《孙子兵法》了。曹操《孙子兵法序》中说，“世人”对《孙子兵法》“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可见在他注《孙子兵法》之前的“训说况文”已然甚多，只不过由于其学术价值不高，很快就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了，所以，这些注本早已不见流传。甚至连史志中也没有关于它们的记载。这些“训说况文”的出现，并不标志着《孙子兵法》注解时代的开始，充其量只是为这一时代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学术准备而已。《孙子兵法》注解时代开始的标志是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这是孙子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孙子兵法》注本，除了《孙子略解》外，见于记载的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二卷，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一卷，张子尚《孙武兵经》，晋无名氏注《孙子》，南北朝梁《孟氏解诂》等。另据明赵庭《孙子取衷》、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载，晋杜预也曾注解过《孙子兵法》，但《隋志》、《唐志》等书目不载。可见《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注本，已真正进入早期注解的阶段。

《孙子兵法》注解时代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到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激烈的军事斗争的需要。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历经300余年，先后出现过30个王朝，这就是三国时期的魏、蜀、吴；西晋；北方十六国与南方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这300余年中，在中国这一广袤的大地上，战争频仍，作战样式复杂、激烈、多变，争斗各方都迫切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于是，《孙子兵法》就成了他们制胜的法宝。但这部兵书博大精深，言简义赅，人们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其思想内涵；加之从春秋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间相隔已久，有些语言文字的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必须对兵法中的这些字词进行训解，人们才能理解其本义，进而掌握各句、段、篇的思想。正如曹操在《孙子兵法序》中所说，《孙子兵法》“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为了让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这部兵法，就需要对之进行准确地注解。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是注解《孙子兵法》之书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的首要原因。其次，当时注解《孙子兵法》也有了充分的条件。经过长期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研究，魏晋南北朝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军事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从前人训解儒学经典的方法中受到启示，很容易将这些方法移植到兵书注释工作中来；东汉末以来，兵书逐步从被禁锢中解放出来，《孙子兵法》的流传渠道有所拓宽，人们见到这部兵书的机会多了；魏晋人的思想从两汉经学的束缚中逐步解脱出来，进入了比较解放活跃的时期，所谓“汉人守经，魏晋人执权”，即反映了这一变化。这为注释《孙子兵法》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总之，形势需要，条件成熟，《孙子兵法》的早期注释时期应运而至。

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孙子兵法》注本做些考察。

（一）《孙子略解》

此书后人或称《魏武帝注孙子》、《曹注孙子》等。《魏武帝注孙子》此书名显系后人所加，曹操不可能自称为“魏武帝”。曹操自序称其注为“略解”，曹注的本名似应为《孙子略解》。又《隋志》著录“《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到《新唐志》就直书为《魏武帝注孙子》三卷，书题似是唐人所改。后人简称其为《曹注孙子》。此书作成时间已不可详考，注中举有作者擒吕布之例，此事在建安三年（198年），书成必在此后。成书的下限已很难做出准确推断。杜牧认为曹注孙子简略，是因为他想“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如果杜牧此言不错，那么，《曹注孙子》应写成于《新书》之前。据传，曹操曾将《孟德新书》给张松看，似在刘备入蜀（211年）之前，《新书》就已写定。那么，《曹注孙子》又应在此前了。如是，曹注作成应在198年至211年之间。当然，这些只能做为一种推测和参考。

《曹注孙子》原刊本已不可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并注：“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作三卷；《郡斋读书志》则作一卷。可见此书版本甚多。此后各代官私书目一般都有著录。可知其一直流传不衰，历代均受重视。至宋神宗时，颁行《武经七书》，只有《孙子兵法》有曹注，其余六书均无注。《武经》本《孙子兵法》后来成为孙子书流传的一个重要版本系统。另外，各代流传的《孙子兵法》集注本中都有曹注，主要有：《曹操、王凌集解孙子》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曹（操）萧（吉）注孙子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曹（操）、杜（牧）注孙子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当为“三”之误）。《十家注》本后来逐渐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又一重要版本系统。可见，《武经》本《孙子兵法》、《十家注》系统各本都是在曹注本基础上形成的。除此之外，曹注单行本自身也做为《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版本而继续流传。存世主要版本有：明陈锡校订《魏武帝注孙子》三卷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刊《孙子吴子五卷》合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武经七书》本，清嘉庆五年（1800年）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宋刊《孙吴司马法》本等。

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宋刊《孙吴司马法》本有曹注312条；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则有曹注321条。是《十家注》本有所增衍，或平津馆本有所脱漏。如《作战篇》“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句下，《十家注》本有曹注百余字；《孙吴司马法》本此处无注。曹注主要特点：一是其注受汉儒治经的影响，重名物训诂；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经验，更重实际应用。因此，其注《孙子兵法》理论性、实践性兼备，是诸家注中较全面者。二是训解简洁而多能得其要旨。如注《势篇》“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句说：“部曲为分，什伍为数”；注《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句说：“文，仁也；武，法也”；注《作战篇》“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句说：“钝，弊也；屈，尽也”。文字简炼而切要，对于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具有开创性意义，后来注家多依其说。三是少量征引他书言论、史例及个人实践体会等阐发《孙子兵法》义旨，有的有新的发挥。如《作战篇》“取敌之利者，货也”句，注引《三略》之言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注《谋攻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句：“《司马法》曰：‘进退惟时，无曰寡人。’”使之互相印证，不须另言，已足可令读者举一反三，深悟其意而有回味无穷之感。同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句下，注云：“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这种参证、例释虽不多，但开后来《孙子兵法》注家参证和以例释义之先河；其不拘泥章句的思维方式则可启智益慧。四是曹注本在文字校勘方面有很大价值。其注中有“一云”、“一作”、“一本作”之类的话，说明曹操曾用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进行过参校，因而成为后人最为信赖的本子之一。

宋《武经七书·孙子》就是以曹注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十家注》本也深受其影响。曹注本、《武经》本、《十家注》本三本相较，曹注本仍有独胜之处。如《势篇》曹注本“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武经》本无“圆”字，不如曹注本；《十家注》本《九地篇》臆增“焚舟破釜”，则较曹注本劣甚。但曹注也有不足，其主要问题是对孙子思想从战略上注解不足，而只从战法、战术上着眼；有的注释因过于简略而言不尽意；有的则训诂不够准确，如注《计篇》之“官道”为“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将“官道”分开解释，在“道”前臆增“粮”字；注《用间篇》“行火必有因”为“因奸人为内应”，失之偏狭，“因”不独指“内应”，更不仅指“内奸”，还包括其他可利用的客观条件。又谓《形篇》之“九天”、“九地”是指天时、地利，亦误。

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本《孙子》校勘精审，刊刻亦好，是曹注之善本。此本据宋本《孙吴司马法》重雕。原书由清顾之逵小读书堆收藏，得之“华阳桥顾氏”，由顾广圻摹写上版。黄丕烈《黄顾遗书·荛圃藏书题识续录》称此摹本与原书“纤悉无二样”。此本分上、中、下三卷，每页11行，行20字。原宋刊本已不知去向，此重雕本遂成为《曹注孙子》的重要传本。此书《孙子兵法》本文与《武经七书》本基本相同，但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如《作战篇》，孙雕本“力屈财殚”，与明刊《武经七书》本同，而《续古逸丛书》本无“财殚”二字；《军争篇》“故夜战多火鼓”，明刊《武经七书》本“火”作“人”，而《续古逸丛书》本“火”作“金”，以“火”为善；《行军篇》，孙雕本“虽无武进”，明刊《武经七书》本同，《续古逸丛书》本“虽”作“唯”等。

（二）其他《孙子兵法》注本

沈友撰《孙子兵法》二卷，佚。此书《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中有载。《隋志》、旧新《唐志》、《通志》均著录此书，但史料中未见有征引此书内容者，故其内容不详。此书的成书时间大约与《曹注孙子》相前后。沈友（176-204），字子正，吴郡（今苏州）人，一说豫章（今南昌）人。博学善著文，兼好武事，又辩于口，时称笔、舌、力“三绝”。被孙权聘请到吴，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献并荆州之计，被孙权采纳。后遭庸臣谮毁，被孙权所杀，年仅29岁。

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佚。此书《隋志》、《通志》有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作“孙子兵法一卷，巨诩撰”，“巨”当为“贾”之误。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知权达变，史称其为“（张）良、（陈）平之亚”。官渡之战时，曾劝说张绣投降曹操，献计打败袁绍，后又谋破韩遂、马超等。此人足智多谋，当得益于《孙子兵法》甚多。魏文帝时，官至太尉，进封魏寿亭侯。年77卒。此书当不止是抄录《孙子兵法》原文。《日本国见在书目》称之为“撰”，应有作者撰写之内容。

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一卷，佚。这是所见著录最早的《孙子兵法》集注本。王凌（？-252），字彦云，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汉司徒王允之侄。曹丕称帝后，拜散骑常侍。领兵征战，多有战功，布政施教，亦甚有纲纪。司马懿诛杀曹爽，被进为太尉。后阴谋废立，谋泄，司马懿领中军进讨，王凌迎降。后饮药死。时在嘉平三年（25年），成书当在此前。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说，疑《通典》“用曹公、王凌诸人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从《通典》所引“王子”注看，其注侧重阐发义理，而不在训诂，较为通俗，善用比喻，语言也较洗炼。如注《计篇》“士卒孰练”句说：“士不素习，当阵惶惑；将不素习，临阵暗变”；注“赏罚孰明”说：“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注《计篇》“卑而骄之”句说：“善用法者，如狸之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注《虚实篇》“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说：“一猫当穴，万鼠不敢出；一虎当溪，万鹿不敢过”等。《长短经》卷九《还师》中所引“王子”之言，亦有此特点。

张子尚《孙武兵经》，佚。此书《隋志》著录为二卷，《通志》作三卷。张子尚，事迹不详。有人因《隋书》始著录其书，视其为隋人，不可靠。查《隋志》将此书著录于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和贾诩钞《孙子兵法》之间，其前、后之撰者均为三国时人，故从位置上看，是将张子尚列为三国时人。近人支伟成《孙子兵法史证·序》中说：“魏王凌、张子尚、贾诩，吴沈友并有注，今均亡佚。”称张子尚为魏人，当亦据此。以“兵经”名孙子书者，子尚为第一人。这表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

敦煌晋写本孙子注，此书仅存相连两页的下半部分。此残页原由日本大谷光瑞（一说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收录。罗振玉将其编入《汉晋书影》中，称之为“晋代孙子注残纸”。此残页中间有横向界栏，上下各8行，两页共16行。1-13行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结尾，第14行可能是空行或注文，第15行应是《形篇》篇题，因写在上半页而缺。第16行为《形篇》开头的下半句。每行14-16字不等。有双行夹注两条。此残页之文与存世孙子书在内容上有些差异。如第1行注文“隙”写作“”；第4行“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今本“军中”作“三军”，《通典》卷一五五、《御览》卷二七二引文却与此同。第4-6行“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则军士疑覆矣”，其下有注：“覆，败也”，今本“任”“权”二字互倒，且无“覆”字。第10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今本两句互倒。这说明，此书不同于今存所有版本，是已经佚失的又一《孙子兵法》注本。注者已不可考，不知其与前人所说的杜预注孙子有无关系。

《孟氏解诂》二卷，此书或题《孟注孙子》、《孟氏解孙子》，南朝梁孟氏注。《隋志》、《通志》、旧新《唐志》均有著录。《宋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三卷中有其注，此书及孟注单行本均亡。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孟氏，失名，事迹不详。《隋志》著录为“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后人因谓为南北朝时梁人。《郡斋读书志》在《纪燮注孙子》条后言其为唐人。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多将其注置于杜牧之后，有的则在诸唐人之后，宋人之前，比较混乱。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始将其定位于曹注之后，唐人之前。

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存孟注仅68条，是注文数量最少的一家，似有佚失。其注偏重文字训诂，较少思想阐发，是诸家注中训诂派的代表者。其注文大多可采。如注《虚实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句说：“策试敌情，观其施为，则计数可知”；注“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为“以物画地而守，喻其易也”，甚得其义。注《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之“道”为“权术”，与诸家注异，可为一家之言。明人赵本学谓孙子之“仁义”为“诡谲之辞”，与孟氏这一观点相通。总之，其注对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有一定影响。但有的注释则明显不妥。如《地形篇》“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孙子明言宁可违君，不违“战道”，孟氏却解为“宁违于君，不逆士众”。“士众”与“战道”相去甚远，此注显然未逮其意。

从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注文内容看，此时之注偏重文字训诂。王凌注虽已显露阐发义理的端倪，但可惜所留佚文甚少，难以窥其全貌。总之，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在注释内容和方式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又有不尽完善之处，因而为后来注家留下了可供思考的广阔天地。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书侧重于军事上的实际应用，其中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一些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折射出这部兵书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世兵书甚少，从这些兵书的内容和存目兵书的书题看，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侧重于实际运用，理论创新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论述战役战术和军事技术如关于阵法、火攻、军令、射法、杂占等内容的书较多，讲战略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较少。晋人司马彪虽撰有《战略》一书，但从其内容看，也只是选收有关军事谋划方面的言论事例等，并非论述战略的基本理论，他的“战略”和我们今天说的“战略”在概念上有很大不同，大体可解释为关于战争和作战的谋略。有的著作则受玄学的影响，内容过于抽象玄虚，走到另一极端。（如《阴符经》就大概成书于这一时期），有些兵书内容注意祖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思想，有的有所发展。

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时期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作些介绍。

《兵书接要》，佚。《隋志》著录为十卷，注“魏武帝撰，梁有《兵书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书要论》七卷，亡。”；《新唐志》作七卷，署作者为“孙武”，“孙”当为“魏”之误，即此书的撰者是曹操（魏武帝），而不是孙武。《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既是“抄集诸家兵法”，其中当有《孙子兵法》。曹植疏陈举之义云：“扬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亦可为佐证。古“接”“捷”通，“接要”谓掌握兵法要领之捷径。此书内容可能有似于现在的兵法语录类编。《太平御览》卷八、卷十一分别引有此书语录数段，为风候杂占之语，说明书中抄有这一类内容。一说，“接”是续接之意，“接要”谓续接孙吴兵法之精要。《隋志》另著录魏武帝撰《兵法接要》三卷，未知二书异同，很可能为一本。

《续孙子兵法》二卷，佚。《隋志》始著录，魏武帝撰。新《唐志》、《通志》、《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同。此书内容很可能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杂篇，曹操将其从《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中剔除后，另编成二卷，取名为“续”，是为了使之有别于《孙子兵法》，明其为孙武后学所续，而非孙武所作。但此书亦有可能是曹操本人撰述。

另外，司马彪辑《战略》中也载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内容。如《傅嘏》中记其论证征吴之事，较《三国志》为详。论中讲到，“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主张派出间谍，了解敌情，并引《孙子兵法》之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根据“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的原则，提出使吴“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的策略，要求“计于全胜”，“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等。这些引文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孙子兵法》。

旧题黄帝时大臣风后撰《握奇经》，后附晋平虏护军、东羌校尉马隆撰《八阵总述》一卷，总述中讲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兵体无形，形漏必溃”，“上兵伐谋，其下用师”，“小人偏胜，君子两全”等，亦由《孙子兵法》之言脱胎而来。

旧题为诸葛亮撰的《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也多有祖述和阐发《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之处。《便宜十六策》，《三国志》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有《武侯十六策》，当即此书。今本有的内容为《太平御览》所引。据旧、新《唐书》中《马周传》及《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马周曾为中郎将常何撰“《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不知其“《便宜》二十余事”是否与此书有关，今本《便宜十六策》或是其遗存，也未可知。此书中即有对《孙子兵法》思想阐发的内容，《治军第九》中就多有明引、暗引、阐释《孙子兵法》之文。如“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等，均源之于《孙子兵法》。《将苑》，亦称《新书》、《心书》，《遂初堂书目》始见著录，当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思想。此书《兵权》、《揣能》、《情势》、《察情》等篇中多有肯定、修补、发挥《孙子兵法》思想的内容。此书是我国古代论述将帅修养的专著，强调将帅要有“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己”（《将志》）的良好品质；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军事才能；要善于选贤任能，强调法制；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战诫》）等，较《孙子兵法》关于任将问题的论述更为具体，且有一些发展。

《孙子兵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也有一定影响。《文选》中有些篇章讲到孙子，或其用典出自《孙子兵法》。如左思《吴都赋》“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伍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魏都赋》：“毕出征而中律，执奇正以四伐”，“朝无印，国无费留”，其中“奇正”、“费留”均取之《孙子兵法》。张华《鹪鹩赋》：“翳荟蒙笼，是焉游集”，注云：“《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草树蒙笼’”。张景阳《杂诗》：“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是从《孙子兵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句变化而来。又，《晋书·殷浩传》：“论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六韬九法不用吴起旧书，三令五申无劳孙武先戒”，等等。这说明当时的许多文化人也曾学过这部兵法，对其中的词语能信手拈来，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有些学术著作也有《孙子兵法》影响的痕迹，如魏刘劭撰《人物志》讲“谋庙胜”（《流业》），谈“法制”、“分数”（《接识》），论“攻守”（《材理》）等；《意林》卷四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引文不见“十三篇”，当是孙子后学所为。晋傅玄撰《古今画赞》中有《孙武画赞》，其赞云：“孙武论兵，实妙于神，奇正迭用，变化无形。”此赞言简意赅，道出了《孙子兵法》的精要，说明作者曾对《孙子兵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据《孙子兵法》“庙算”及“地”、“度”、“量”、“数”、“称”、“胜”之说敷衍而成的数学算法之书《孙子算经》，大概出自北周数学家甄鸾之手。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程器》）北齐刘昼撰《刘子·兵术》中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言或阐发孙子思想。如“兵贵伐谋，不重交刃。百战百胜，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战而胜，善之善也。”“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势，避实而击虚，避强而攻弱，避治而取乱，避锐而击衰。”等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中，也有《孙子兵法》引文。这些都说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魏晋时的文化人之所以研读《孙子兵法》，固然与他们为在著述时追求文字的奇瑰、对偶等而猎奇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侯外庐等先生指出，魏晋社会有四个战场：一是农民或流人的暴动；二是五胡入侵；三是名族的政争；四是概念世界的名理赌场。所谓“名理赌场”，就是清谈、论辩。此风在当时十分盛行。论辩胜负对论辩者个人名声、地位、前途等影响甚大，葛洪说：“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以刺，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刘劭说：“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颜之推说，争辩者即使“理伏”，也要“辞胜”。说通俗些，就是无理也要搅三分。可见当时人在辩论中争强好胜情况之一斑，他们较之战国时辩士，更注重口舌之争的一时胜负，为此而玩弄概念游戏，讲究诡辩技巧，并不太顾及这种辩论结果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是关于斗争艺术的学说，其理论对于所有的斗争，包括唇枪舌战在内，都有指导意义。这些文化人为在“往返诘难，依方辩对”中取胜，在“政争”中获得主动权，研读这部兵法，揣摩“理赌”之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两汉倍受重视；其军事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之中，从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由于两汉时期经学和神学占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孙子兵法》在社会上遭到严厉贬斥，其流传受到严格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思想统治有所减弱，人们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一定解放。加之这一时期战事不断，各政治集团都在极力寻求战争致胜之道。《孙子兵法》因此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帝王不但自己带头学习研究《孙子兵法》，身体力行，而且要求部署也这样做。如曹操亲自注解《孙子兵法》，还经常对将士进行言传身教；孙权要求吕蒙、蒋钦“急读《孙子》”；后汉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法》、《孙吴兵法》”。从晋和南北朝的一些开国帝王的言论和有关史料记载中，可知他们也大都学习过此书。如宋武帝刘裕谋略出众，用兵多合于《孙子兵法》，他的言论中有“吾等既为‘同舟’”，“兵贵神速”，“众寡”、“虚实”等词汇，可知他精通此书之道。再如，后赵主石勒目不识书，就请人代读史书，其用兵善于出奇制胜，晋将刘琨称赞他“暗与孙吴同契”。一些谋臣武将，从实战需要出发，极重视《孙子兵法》，这一点我们下面专门讲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孙子兵法》军事运用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孙子兵法》更显现出它的兵经本色。运用《孙子兵法》突出者，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满宠、邓艾、钟会、羊祜、杜预、刘裕、崔浩、慕容恪等。概括起来，他们在运用《孙子兵法》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重视谋略致胜。众所周知，《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崇智尚谋。这一思想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家们所重视。如曹操用兵以诡诈著称，诸葛亮称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后出师表》）。在奖赏方面，他提倡“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诸葛亮是著名的谋略家，被人们视为智慧的化身，多谋的象征。司马懿老谋深算，诡诈不逊于曹操，在征公孙文懿时提出“兵者诡道，善因事变”的主张，其指挥作战，以诡诈取胜的事例甚多。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中可说是奇谋迭出，变化莫测，让人目不暇给。贵谋尚智已成为当时时代的风尚。

直接用《孙子兵法》的谋略指挥作战的典型事例也很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指挥员对这部兵经内容的闲熟。试举数例：①用于敌情判断：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军伐魏，司马懿坚壁不出。诸葛亮用计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为控制部队的求战情绪，采用借旨遏将之法，请皇帝下令不准出战。诸葛亮分析其心理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即乃孙子之名言。公元537年，东魏高欢为报潼关之败，率众渡河涉洛，至于沙苑攻打西魏宇文泰，西魏将尽皆失色。宇文泰族子宇文深分析说，高欢“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所谓“忿兵”，即孙子所说的“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之兵。事实证明宇文深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②用于欺骗：三国魏将满宠为诱骗东吴水军登陆，达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之目的，上表建言：“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福生于内矣。”满宠用此计亦获得成功。③用于奇袭：三国魏将邓艾攻蜀，建言由阴平入蜀，以“奇兵冲其腹心”，并引《军志》之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一战破蜀。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见于《孙子兵法·计篇》。三国魏将毋丘俭、文钦反，谋士王基向司马师进言：“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劝速进兵征讨。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集合齐后再出发，王基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于是先敌进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毋丘俭果然来争，闻王基先到，只好退保项城。④用于围困：十六国时，前燕大臣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围而不攻，众将请战，慕容恪说：“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慕容恪因此亦获得成功。“十围五攻”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简略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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